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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晚间播出了“杭州市民历经10年终圆购房梦”，
通过傅水胜一家历经10年终于圆了自己的购房梦的故事，反映经济适用房政策在10年间的发展变化。
1、杭州傅水胜夫妇
2、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戌标
3、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顾云昌
4、杭州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张良华
5、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局长 杨坚
[新闻调查]杭州市民历经10年终圆购房梦
[内容速览]1998年国家启动了住房体制改革，可是9年过去了，经济适用房不但没有成为市场上的供应主体，而且屡遭质疑，饱受非议。
经济适用房制度始于1998年，那一年国家启动了住房体制改革，提出从此以后将确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可是9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回头看，却发现经济适用房不但没有成为市场上的供应主体，而且屡遭质疑，饱受非议。为何良好的初衷会在现实中出现种种问题？
本片通过杭州市市民傅水胜一家历经10年终于圆了自己的购房梦的故事，反映经济适用房政策在10年间的发展变化。探讨当今政府如何加强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建设以解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请收看本期《新闻调查》节目。
演播室：1998年，国家启动住房体制改革，从此福利分房成为历史，全国4亿多城镇居民开始了自己花钱买房的生活。在杭州，我们认识了老傅一家，十多年来，他们一家人一直住在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小屋里。房子，已经是他们多年期盼的心愿。
傅水胜：这是个餐厅，这是个客厅，我想把这个走廊封掉，这里是我女儿的次卧。
记者：你给我们讲讲，你自己房子将来怎么设计？
傅水胜的女儿：想在门上面装一个门帘，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的，有点像水晶的那种，然后窗上面还有很多风铃，就是风如果吹过的话它就会响的，蛮好玩儿的。
解说：老傅一家正在憧憬的是刚刚交了首付款的新房，为了这套房子，他们一家三口挤在这个小屋子里期待了十年。
傅水胜：早上匆匆忙忙就走了。
记者：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
傅水胜：六个多平米 六个半平米不到。
记者：你们一家三口都睡这张床？
傅水胜：就睡这张床，没有第二张床了，睡了15年
。这样想想，不管怎么样总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对我来说已经是西边的太阳，毕竟她40岁了，我50岁了，从这个角度理解是西边的太阳。
解说：老傅买的是一套经济适用房，对于他这样一个在企业里干了20多年的普通工人来说，家庭月收入只有2000块钱左右，他买房梦想的实现是与国家以及杭州市的住房制度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98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出台，提出停止福利分房，从此，全国4亿多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全面走向市场。而当时已经有十多年工龄的老傅，正一门心思的盼着能从单位里分到一套像样的房子。
傅水胜：我向她保证过的，我说总有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你耐心地等等。
吕珍菊（傅水胜的妻子）：主要那个时候结婚还早呢，还想福利分房，想他单位里福利分房
解说：1994年，36岁的傅水胜结婚了。但是正是因为房子的事情，他的婚事差点泡汤了。
傅水胜：就是因为没有房子，她爸爸妈妈极力反对我们两个。
吕珍菊：太小了，因为我们农村一般结婚的话都要盖房子，都是几层楼房，这里这么小的一间。
傅水胜：她（父母）反对，我第一次去看她（丈母娘），拿了很多东西，不管贵的不贵都拿过去了，她说我们女儿有对象了，你不要来了，你回家吧，你房子先弄来，再来娶我们女儿。
我这个时候已经哭了，已经眼泪汪汪哭了，我说搞砸了，这个老婆没有，可能她们农村都希望嫁好的，总不能嫁个特一般的。
吕珍菊：嫁个特一般的，你想想，女儿嫁到城市里还是这么苦，房子还是这么小，说出去很没面子的。
傅水胜：对不起你啊。
吕珍菊：对不起，好了好了，嘴巴不要那么甜。
解说：在1998年的房改政策中，就已经考虑到了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政策中指出：“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的商品住房。”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的测算是，城镇居民中70%-80%的家庭都属于“中低收入者”，都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而最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分别为10%上下。一年后的1999年，杭州市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经济适用房。
记者串场：我们所在的小区叫三塘苑，这是杭州市第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当时房子的售价
是2300块钱一平方米，这个在今天看来如此便宜的房价，在当时销售的时候依然需要做广告，搞促销。
记者：当时你们碰到什么样的销售困难？
江苹芳：当时总体来讲就是销售销不动。
记者：怎么个销不动法？
杨
坚：就是1999年和2000年的时候，人家不要，钥匙你给他，他还拿来还你呢，当时我们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当时经济适用房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滞销，有房子卖不掉，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记者：滞销到什么程度？
杨 坚：大概销售只有50％到60％。
解说：经济适用房卖不掉，这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而当年的实际情况就是，大多数老百姓对买房缺乏心理准备，另外也不具备买房子的经济实力。
江苹芳：当时是大家都没钱的时候，你说经济适用房价格上也不便宜，还有一个都是中低收入家庭，这十多万块钱，一下能不能拿得出来。
傅水胜：当时绝对没有希望 ，买不起。
记者：当时经济适用房多少钱？
傅水胜：当时已经2000多元，3000元不到一点，早十年前2000多元，那时候我们收入很低。
记者：那时候你们俩挣多少钱？
傅水胜：当时我就是两百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怎么买两千多的房子，这是不可能的。
解说：经济适用房卖不出去，除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江苹芳：当时销售困难，关键一个是理念上的，当时我们计划经济时代，买一斤盐，买一斤鸡蛋，都是政府发票给我的，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十多万块钱，那么能够政府给我，我为什么不想到政府给我呢？所以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他从压根没想过，我想自己买房来解决我住房问题。
解说：为了转变百姓的观念，鼓励大家买房，杭州市各相关部门想了不少办法。因为一旦房子卖不出去，他们将要承担的后果是巨大的。顾云昌，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他曾参与了1998年整个房改政策的制定过程。
记者：当时这个政策出台的大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主要是什么呢？
顾云昌：因为大家知道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中央领导同志说，要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大量的投入，不大量的投资，国家GDP的7%
、8%的目标，就实现不了。所以当时启动房改，很大程度上是要使房改启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拉动国民经济，使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个目标很清楚。
解说：1997年到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尽管中国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仍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的局面。
顾云昌：因为住宅建设产业链很长，投资规模很大，住宅建设要涉及到几十个行业，建材、化工、钢铁一系列的。前期要跟上，买了房以后，老百姓花了很多钱买房了以后，要装修、买家具、买家电，这又带动了多少行业，带来多大的产业链的效果，前期后期都带来这样一个产业链效果，既是可以从投资角度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从消费角度拉动经济增长，是双重拉动的。如果说房改一转轨以后，由单位买房变成个人买房，结果个人买房起不来，单位买房又不让买了，拉动经济增长等于成为一句空话了。
解说：为了鼓励普通老百姓买房，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鼓励大家提前消费，贷款买房。而且，为了使建好的经济适用房尽快卖出去，许多城市对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群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有人买就行。
张良华：当时第一个阶段，就是随行就市供应，也不做什么大的规定，在福利分房的时候
没有拿到福利分房，或者福利分房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以内，都可以买经济适用，到房改办批一下就可以买了。
杨 坚：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当时经济适用房准入制度是非常宽松的，就是登记一下 ，申请一下，马上就可以买经济适用房。
解说：就这样，在各种政策的推动下，经济适用房市场逐渐打开。而且随着商品房房价的走高，便宜的经济适用房成为抢手的稀缺资源。
解说：房改后的第三年，老傅的女儿丹丹上小学了，老傅给女儿在门厅里放了张小小的桌子，丹丹每天就在这里写作业。因为房子实在太小，老傅就在天井里搭了一个棚子，烧菜吃饭。
记者：你什么时候最想买房子？
吕珍菊：有这个买房子的想法，我女儿7、8岁的时候 ，6、7岁上幼儿园以后我就想买了。
太挤了，三个人住在一起。
记者：也不方便。
吕珍菊：对，这时候就感觉房子特别小。
傅水胜：天如果太热，我就睡在地下 。
记者：你睡这地下？
傅水胜：我就睡在地下，我就睡在这个位置。
记者：睡得开啊？
傅水胜：睡得开，我爱人睡这边，我女儿睡那边。我想想我女儿现在15岁了，还跟我们睡在一起，我心里说句实在话，她八岁已经有一点感觉，说句老实话已经七年没有，说句老实话，没有夫妻之间的任何东西，这个我们是最大最大的生活的一个，不愉快的一个生活环境下，我们几乎没有的，这是我最大最大的障碍。说句老实话，我也对不起我的爱人，也对不起我自己。说句实在话，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样想想不管怎么样，总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
解说：老傅开始认真考虑花钱买房子的事了，那会儿他非常关心经济适用房的政策。
傅水胜：当时我经常跑杭州住房改革办公室。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跑？
傅水胜：我正式跑是在2002年跑的，2002年跑了一年是空的。
记者：没有登记？
傅水胜：没登记。就是跑政策，就是关心政策。
记者：当时为什么不想登记？
傅水胜：当时就是考虑到这么点工资，吃吃喝喝也不够。我们2001年到2003年5月份前面还在吵架，为了拿号不拿号的问题。这个背后就是买房这个钱在哪里？当时我们两个人想法不同，我要人民币攒足以后再买，再去申请。我老婆说，你这样一辈子没有房子，等你钞票攒足了房子又要涨价了。
解说：就在老傅一家为了先攒钱还是先申请登记而犹豫不决时，杭州市的住房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适用房突然变得一房难求了。
记者串场：这里曾经发生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适用房的“抢购风”，当年很多老百姓在这此彻夜排队，希望能够买到一套小区里的房子。
江苹芳：当时在销售这个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出现前所未有的这种效益，通宵彻夜捂着棉大衣在那边排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两万个人想要这个房子。
记者：能提供多少？
江苹芳：提供一共是两三百户，就出现这么种情况。
解说：为什么原本卖不掉，甚至还需要政府部门操心想办法的经济适用房，一下子就变成了万人争抢的香饽饽了呢？
杨
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差价问题，大概是2001年开始有了这个苗头，当时我们杭州房价，商品房房价大概从4000多元到了5000多元，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拉开了差距，这个差距就不是300、500元；而是1000
、2000元。第二个可能商品房价格上去以后。有一些买不起的群体，群体面会扩大。以前是两个人买不起商品房，现在可能是四个人买不起商品房。这个群体大，大了以后就往经济适用房这边靠。
解说：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瞄准经济适用房时，人们才发现，经济适用房实在太少了。
张良华：2001年以后，老百姓反应比较大。他们就提出来，我们工资涨得没有这么快，房价又涨了这么高的速度，政府又说买房要找市场，我们市场又买不到房。
解说：从1998年房改开始之后，杭州每年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量保持在30万平方米左右，而商品房的开工量每年却高达200万平方米，就是说在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上，经济适用房还不到30％。而且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像杭州这样经济适用房能达到30％比重的城市并不多，有的城市连10％都达不到，甚至有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没有建过经济适用房。这距离房改政策中提出的经济适用房占主体地位，差的实在太多了。
记者：我们在实际中发现这么一个情况，1998年提出这个政策以后，到了1999年的时候商品房的开工面积就超过了50%，为什么呢？
顾云昌：我曾经搞过调查，大概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各地有政策差异，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上海，上海就没搞经济适用住房，上海为什么不搞呢？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说2000年的时候，上海的商品房的价格，只有北京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二，上海人的收入比北京人的收入还高，他们的商品房均价只有北京，北京大概4500元，上海就3000元，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他说经济适用住房是为了，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我们的商品房价格是北京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二，或者说我们商品房的价格，和北京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差不多。我们没有必要搞经济适用住房，所以在上海经济适用住房就没有搞，政府没有开发。所以说中央是说以这个为主体，实际上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情况，各地的比例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量，没有像刚才23号文件里面，说得那样有大多数百分之七八十。只有在一些少数的省份是百分之七八十、五六十，大多数省份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十几都有这样的情形。
解说：2001年，随着人们对经济适用房需求量的增加，杭州市政府决定增加每年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面积，缓解供需矛盾。
张良华：当时的仇保兴市长专门开了一次专题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做出了几个决定加大开工力量，那一年（2001年）他一下子把经济适用房开工面积提高到114万平方米。
解说：此后几年时间里，杭州市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量一直保持在100万平方米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适用房的供需矛盾。但是，跟商品房的开工量比起来，一样还是处于弱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举步维艰呢？
杨戌标：因为搞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是要行政划拨的，如果说大量的供应（经济适用房），确实对我们整个地方的财政来讲，压力还是很大的。
解说：所谓的土地行政划拨，就是说在建经济适用房过程中，地方政府免费将国有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使用，不收取土地出让金。由于土地出让金全部划归地方政府所有，不需要上缴中央财政，所以这便成为地方政府除了税收之外的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
顾云昌：我们现在许多城市是土地财政，靠土地的收入来支撑财政主要支持手段，经济适用房大量拿出来，政府土地价格优惠少收费的，政府财政是少收少得利的。
记者：杭州市一年大概建经济适用房，让利能让出去多少？
杨戌标：简单说，基本上我们每一年建经济适用房土地都在1500亩到2000亩
。它这个土地跟经营型土地（土地出让金）差多少？基本上每亩差100万元到200万元的差价，也就是说（一年）差多少，就是说每年在20亿元左右。
顾云昌：我们的土地财政靠卖地来得到的财政，这个当中地方政府收益是很可观的，全靠这个，特别一些中小城市地方财政力量不够。在财政不太富裕的情况下面，考虑到我政府的发展，肯定是（经济适用房）越减少越好。
解说：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情况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到2003年的三年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为9100亿元。而1998年至2003年五年间，全国发行的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土地出让金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收益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如果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做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毛寿龙：政府如果是直接参加利益的话，它可能会不考虑其他因素。尤其是只考虑发展，不考虑分配的均等的问题，从公平的角度它就可能会忽略对低收入者的考虑。
季如进：发展是硬道理，当时对于业绩、政绩的考核以GDP为主。
杨戌标：对GDP来讲，经济适用房价格也低，GDP肯定也是低的。作为商品房当然这个效益
税收，各方面还是比较高的。我们GDP去年是达到了3280亿，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房地产产业已占到了我们整个GDP的5.6%左右。
季如进：我觉得当时上下，是以GDP
以产值论英雄。这样的话也不能完全怨他们，很多官员急功近利。整个社会的形势方方面面好像就是这样，一比就是谁排在第一，谁排在第二。
记者：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季如进：造成的结果就是，脱离了全社会的协调的发展，社会成员 尤其是中低层人员住房改善的速度是有限的，差距越拉越大。
解说：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大力提倡建设经济适用房。而另一方面，作为房地产市场开发的主体，房地产商们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也缺乏动力。因为经济适用房实行政府指导价，利润空间很有限。
记者：经济适用房的利润大概是多少呢？
江苹芳：法定利润是3% 管理费用是2%，相当于是5个点。
记者：像利润这么低，你们为什么要进入经济适用房市场呢？
陈
峰：你说低吧，但是你说，比方说我们有几个楼盘做完了，你说这批人一个团队下来了。与其让他闲在那边，当时有几个选择，比方说你再去拍地，从大环境来讲，正好最近几年房地产国家宏观调控这块地将来，到底这块地国家形势怎么样？你也搞不清楚做经济适用房相对来说会比较稳一点，最低限度可以养一些人嘛，我这个团队可以保住了，我这个人才可以留下来了。
解说：安居房产是杭州市一家国有独资的房地产企业，专门承担经济适用房工程。但在2003年时，他们曾开发建设过一个商品房项目。
记者：叫什么名字那个商品房？
江苹芳：叫彩虹城。
记者：能说说当时有多少利润吗？
江苹芳：我们当时项目的预计利润是七八个亿，我那个商品房一造了以后，确确实实我一个项目，我整个安居房造了十年的利润，都没有它一个项目的十分之一。
记者：建10年经济适用房也没有？
江苹芳：不可能的，我做一辈子的经济适用房，我也没有这个利润。
解说：2003年，在房改政策实行五年后，随着住房市场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开始由保障型商品房为主转变为以普通商品房为主。2003年，全国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总投资下降到当年房地产投资的6%。这对于为数不少的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而这时，杭州的商品房房价已经涨到7000多元每平方米。经济适用房的房价也调整到了2900多元。
吕珍菊：那时候市区商品房已经很贵了，当时他还不想买他说买不起的。后来我说，你先去申请，人家都在申请，申请了再说先拿号，再排队。
解说：2003年5月，老傅到杭州市房改办，领了经济适用房准购证。而这时，杭州市登记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已经很多了。当时，为了能尽快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许多市民一大早就去排队。杭州市房改办的大楼经常是被市民围的水泄不通，有的人甚至凌晨3点就来了。尽管房改办的十多位工作人员一刻不停的进行登记，仍然没有申请买房人排队的速度快。
杨
坚：到2003年我们大概，发准购证已经达到4万多户。但是我们每年销售量也就是20万平方米左右，3000多户的水平，因为当时一开始申领准购证的时候，准入条件非常宽松，所以我们当时发的准购证就很容易。
记者：没有什么限制？
杨
坚：没什么限制，所以当时一下子，大概从18000多张证，通过一年多时间变成72000张证。看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是50000多张证，但是50000多张证的时候，我们研究情况，到我们政策出台，就变成72000张证。
记者：多长时间增加了这么多？
杨 坚：半年多时间。
解说：看着有这么多人都要买经济适用房，老傅可急坏了。
傅水胜：我一个礼拜雷打不动，三次绝对是跑的。不管中午也好，晚上也好，礼拜六也好，天天跑。
吕珍菊：很迫切的。
记者：你干吗去啊？
傅水胜：跑政策。
吕珍菊：主要是关心自己的房子怎么样？什么时候轮到啊？
傅水胜：因为人要老的，我们再过十年就是老年人了，我心里也很急的，但是我前面跑政策感觉希望不是很大。
解说：那个时候，老傅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买房子。因为，不仅仅申请的人多，还有很多不应该买经济适用房的人通过各种手段把房子买走了。
记者串场：这是杭州市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东新园，由于当时在建设及销售等环节，与没有明确的规定，很多人开着私家车到这儿来买房。还有一些人在买了房子之后，自己并不住，而是把它们出租了。
杨戌标：所以很多的东西不规范以后，就带来了销售的不公平。带来了很多的老百姓的不满意，政府原来是想为群众办实事，最后的话可能很多的房子没有全部落实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就有意见了。
解说：社会各界对经济适用房的抱怨，也主要集中在这样几方面。在很多城市，由于相关管理措施上的缺失，导致部分经济适用房面积超大，不经济也不适用。还有的经济适用房的房号被倒卖到10万甚至20万。甚至有些极个别的富人开着豪华轿车买走了经济适用房。而许多老百姓为了能拿到一个经济适用房的房号，不顾烈日酷暑，没日没夜的排队，甚至有的人一排就是几十天。可让他们气愤的是，更多的房号却被那些有关系或者有门路的人给瓜分了。
季如进：我的目的是要解决一部分，符合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人，加快他们改善住房的步伐。如果我具体的措施，制定的不合适。一方面他们还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另外一方面有可能，被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拿到了，这个结果和我出发点很尴尬，本来我想帮你，结果帮了他，本来我想限制他一下，结果让他得了更多的好处，那么政府的补贴是来自于全民的。补贴到一部分人，如果这一部分人还不应该享受，反而他享受了，这个时候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
解说：2002年，顾云昌被建设部邀请，在全国调研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作为调查组的成员之一，他在对全国十几个城市的调查中发现，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
顾云昌：我们在实际管理当中申请、审批、公示。经济适用住房是讲这三个问题，三点。第一申请，申请就申请，你要买经济适用房，行啊，去吧，盖一个图章就完了，他不承担责任。如果说虚假证明，谁要开证明谁要罚款或者谁要处罚，谁要受刑事处分，他敢吗？我们现在没有，盖一个图章就去了；第二、审批严格不严格，比如规定中低收入家庭，北京是6万块钱收入以下家庭，买房子的人应该是家庭年收入控制在6万块以内。但是我们政府在审批的时候没有严格按照这么做；第三、公示了没有？有的公示，有的不公示，稀里糊涂就过来了。导致了少数开宝马、开奔驰的人买经济适用房。当然老百姓讲你这个供应对象有问题。
解说：除了对供应对象把关不严格，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也不健全。
顾云昌：我要退出怎么退出，退出当中怎么做法，不完善。那么有的人现在进去了，进去了以后想退出来，炒经济适用房，现在都存在，使人们感觉到经济适用房问题很多了。不该买的买了，面积买了那么多，有些人还发了财。炒经济适用住房的房票，这些问题使人感觉到经济适用住房一塌糊涂，取消。
解说：在启动住房制度改革六年之后，2004年5月，建设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人民银行共同制定发布了我国第一部《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及销售价格等进行严格限制。并明确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商品房。
解说：对照四部委出台的政策，2004年9月，杭州市出台了关于贯彻国家四部委《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严格界定了经济适用房必须卖给中低收入家庭。并规定购买者的，现有的住房面积必须在48平方米以下，年收入必须低于上一年的杭州市年人均收入。这个规定使得老傅一家买房的希望提前了。
傅水胜：这个卡牢之后呢，我们速度就加快了。很快，我发现两年不止，如果没有这个政策。
吕珍菊：可能再等个三年也未必要轮得到。
傅水胜：弄不好，我们女儿18岁高中毕业可能也没希望。
杨戌标：从中央开始就非常明确，经济适用房要真正供应给那些收入低，住房条件困难的低收入的群体。
杨 坚：这样我们就把以前补充的概念转换为解决中低收入老百姓住房困难问题。
张良华：这个保障型住房主要给你解决，有没有住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住得好坏的问题，住得好坏要靠你本人去努力，走市场经济去解决，我政府就给你一个住的就行。
解说：为了保证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人能买到房子，杭州市采取了严格的审核制度。2001年，杭州市房管局建成了房产信息管理系统，将杭州市的房屋总量，居住情况等信息录入计算机系统，以备查询。通过这套系统，可以迅速的核实申请人的现有居住条件是否符合标准。
房产档案馆：我是在做经济适用房核查的一个过程，一个准购证经过我们计算正式核查，初审、复审和事实核查。这四步以后，基本上可以确认，这个准购证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
解说：同时，他们还通过多种方式对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状况进行严格审查。在审查结束后，房管局还分别对经济适用房的房源，购房申请人以及最终的选房结果在媒体上进行公示，请市民对经济适用房的销售情况全面监督。
杨
坚：我们杭州市有12345热线电话，如果说你有差错，他马上就打12345电话进行投诉。发现问题以后我们调查，调查符合事实我们就取消他的选房资格。曾经有一次我们因为公示的地名的误差，出过两套房还是三套房子的差错，就有市民来投诉。后来我们查了以后确实是公布错的，但不是有意的，是无意的公布错的。所以监督力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项工作当中，是非常认真仔细。
解说：2006年5月，经过近3年的等待，终于轮到老傅买经济适用房了。这一天，老傅听到广播里通知，他将参加杭州市第19批经济适用房的预登记。预登记之后，在等着公示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老傅也没有闲着。天天跟妻子研究选那个房子比较好，甚至还制定了甲乙丙丁多套方案。转眼间，到了选房的日子了。头一天晚上，老傅和妻子几乎没有睡觉。
傅水胜：通宵，通宵倒也没通宵，已经到三点，两点多了。
记者：干吗呀？
傅水胜：研究啊 ，要排号。研究哪个层次，哪个格式好。
吕珍菊：再温习一下，哪个房子我第一个选，哪个房子放在第二选，第三个房子选哪个，没有办法情况下，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层次。
解说：选房的当天，老傅他们早早就去了。这一期参加选房的总共有一千多人，所有的房源都被公示在大屏幕上。参加选房的人十个一组去台上报自己选择的房子的号码。
傅水胜：这个时候我老婆在下面，我一个人到讲台上报号的，选房子的号。
吕珍菊：因为很紧张，那个时候选只有一个人。
记者：怎么紧张啊？
吕珍菊：因为选房规定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还是三分钟。
傅水胜：我们上去实际上就是去报报房号的时间，没有给你选房的时间，马上要报号了。这是一号，这是二号；如果一号给人家选了，我马上报二号；如果这个时候二号也被人选走了，这时候脑子一片糊涂账，该选择哪里啊？
吕珍菊：我们感觉这套选掉了，那我们要重新考虑选，而且他马上要做出决定，快点，快点，人家催促你的。
记者：很紧张啊，当时。
傅水胜：很紧张，很紧张。
吕珍菊：有些人当场晕过去也有，当时当场两夫妻吵架的也有。
记者：为什么？
傅水胜：报号报错了，这个时候高度紧张。
记者：当时你们怎么决定谁上去报号？
傅水胜：我上去选。
记者：你上去选，为什么没让老婆上去？
傅水胜：我们老婆下面指挥，我就上去报了报房号，她指挥啊。很紧张上台以后，七楼给他们选了，九楼给他们选了我说老婆怎么办？我们老婆说，还有一个八楼呢。当时我很激动的。
记者：当时你们俩高兴吗？
傅水胜：高兴。
记者：怎么高兴？
傅水胜：我们下来拥抱了一下。
记者：拥抱一下？
傅水胜：选好了拥抱一下，后来高高兴兴手拉手回来了。我们很激动，走到家里又抱了一下。号码也很好，号码是803，层次也很好，终于有了一个交代了。
新闻资料：（温家宝总理讲话）房地产产业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住群众房条件有着重大作用，必须促进房地产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房地产产业应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住房；政府要特别关心和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加大财税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
解说：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对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政府应该提供保障，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如何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两会后，北京市提出要在2008年之前完成两个1000万工程，即开工建设“10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1000万平方米两限房”，并在今年6月初出台了经济适用房新的购买指标。而杭州市也表示，将在2007年底使济适用住房、拆迁安置房、廉租住房均由“人等房”变成“房等人”，建立完善全方位的住房保障体系。
杨戌标：我们认为现在是低收入的政府应该是保障的经济适用房、经济租赁房、廉租房。再一个就是：大学生毕业时候的人才公寓，包括农民工的公寓和引进的各类专项人才的公寓。从这个各个方面来保障，我们政府把该保的全方位的保障了，做到应保尽保。
季如进：凡是带有很强的公共产品的性质，我们国家包括医疗、教育、住房，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全党大家都在试，全国人民都在实践和探讨。这形成了现在的核心问题对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政府应该负责的东西。在转轨时期，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应该如何做？我想这可能也是历史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任务。
解说：为了交房子的首付款，老傅花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4万多块钱，还向姐姐借了6万块。此外，老傅从银行贷了25万房款，现在每个月要给银行缴2000元的房贷。
傅水胜：实际上我压力很大很大，我60岁能不能得到这套房子，得不得到也是一个问号。还有10多年呢，风风雨雨，不可能不发生一个情况，万一我生病呢？或者其它事情发生呢？可能你都预想不到的，毕竟还有十多年，不是一天。
记者：现在后悔吗？
傅水胜：后悔是不后悔，我想想终于还有西边的太阳，如果西边太阳再不拿到，两个太阳一个也没有。我肯定不会放弃的，肯定不会放弃的。
记者：那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傅水胜：未来的日子，我想。走一步瞧一步，但是我尽量平平安安活到60岁，对她妈妈有一个交代，毕竟我50岁以后有一套房子。